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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念革新比技术革新更困难，也更重要。”水、自然与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而当前水务工作缺乏对美丽中国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把握，囿于局部视角、长于分组指标，供水、用水、排水、水环境和水安全等水务领域的人为割裂，未能形成有机统一的工作体系，仍然习惯于用“农业思维”和“工业手段”来解决问题。现有的“流域－社会循环系统”存在对上游水资源过度依赖、对下游水生态影响较大、对经济发展支撑不足、对自然灾害抵抗薄弱等问题，缺乏整体生态建设和水生态安全保障工作顶层设计。从理念和目标上，应当从水资源量的管理向保障水生态、水安全转变，以恢复和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为核心规划发展。

　　其二，支撑全面现代化进程，“总量”问题愈发凸显。得益于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我国在水资源紧缺的严峻国情下，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然而，当前我国水资源已经接近潜在供给能力的天花板。一方面，刚性需求激增。为实现“到2049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目标，城镇化率需从67%到80%（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将有近两亿人口涌入城镇，形成数个超级城市群，仅人口增加预计就会使用水量上升20%以上。另一方面，节水潜力见顶。当前我国万元GDP用水量为41.7立方米，显著低于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值，全球“最严格”节水措施带来的经济增长空间已接近极限。在人均GDP从1.26万美元迈向4万美元的发展进程中，水资源总量不足或将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掣肘。面向新时期、新发展、新需求，“水资源与发展”这一命题需要新的解答。

　　其三，水资源供给不充分、分配不平衡的矛盾，亟待彻底解决。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水务行业更加突出：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73%，远超国际警戒线%，地域性错配与功能性挤占共同构成复合型危机。一是区域失衡。北方地区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的1/3，黄淮海流域仅靠全国7%的水资源，支撑38%的人口和44%的GDP，地下水超采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发展的多样性与挑战性。”区域水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不仅加剧了发展的压力，也为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严峻挑战。二是功能失衡。农业用水占比超过一半，工业与生活用水争夺地表水，生态用水长期被挤占，导致河流断流、湿地萎缩、水环境水生态改善迟缓等问题。功能性失衡的背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也是发展理念的偏差。三是气候变化冲击。气候变化进一步扰乱水资源时空分布，传统“以丰补歉”调配机制逐渐失效，加剧“生产－生活－生态”三水“争抢”的困境。“气候变化如同自然的老师，它教会我们尊重规律、敬畏自然。”“水资源的平衡不仅是发展的基石，更是文明永续的保障。”只有解决这一深层次矛盾，才能真正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

　　其一，“水危机”是气候变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水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降雨模式愈发难以预测、冰盖加速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均凸显了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深远影响。当前，极端天气事件的强度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由此引发的公共安全事件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同时，气候变化导致冰川、冰盖和雪原迅速消融，众多大型河流上游的水源供应减少、径流不足，进而引起全球水资源格局的剧烈变化。一些原本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开始面临干旱缺水的困境。

　　我国已明确石化、建材、钢铁等七大重点碳减排行业，水务行业则被归入“自愿性减排”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的政策支持和发展积极性。“战略的高度决定行动的广度。”相比之下，欧美诸多发达国家将水务行业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力量，积极布局。他们不仅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还建立了完善的技术体系，涵盖水的化学能、热能、物质元素等各类潜能的循环利用。在能源回收方面，发达国家提出了基于进水碳源“预浓缩”的新技术范式；在磷资源回收方面，欧盟新修订的水指令设定了明确的磷回收目标；部分发达国家在碳中和与资源循环利用方面已经完成工业化布局，并进入实施阶段。我国水务行业在理念、目标、技术上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

　　在科技革命的强劲推动下，人类社会经历了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等发展阶段，当代强国的崛起，无不与科技革命紧密相连。如今，人工智能时代正以磅礴之势席卷全球，强化学习、世界模型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持续引发各应用领域的颠覆性变革。“科技革命不是渐进式的改良，而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塑。”在公共事业领域，智慧交通网络、智能电网系统等正在深度重构产业格局。我国生态环保大会提出的“四大战略转变”，即从重点整治转向系统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作为、从全球参与者转向规则引领者、从经验探索转向科学治理，与科技革命形成了时代共振，为环保行业指明了转型升级的方向。

　　“科技革命的浪潮，既是机遇，更是挑战。”水务行业在这场科技革命中的发展显得相对迟缓。由于水务市场碎片化，且高度依赖行政性的“考核与标准”，行业长期陷入渐进式创新的路径依赖，在应对新技术和信息化融合方面力不从心。“创新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对传统思维的根本性突破。”对于“AI+环保”蕴含的巨大潜力，水务行业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更缺乏颠覆性的自主创新。站在智能化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水务行业必须主动拥抱智能科技浪潮，从“治理跟随者”转变为“技术引领者”，借助算法驱动和数据赋能，开启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

　　一是水生态系统再造，构建充满活力的区域水循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愿景的宏伟蓝图下，水务行业应致力于推动水资源、水环境与水生态的协调统一。革新水环境治理策略，从传统的断面控制转变为优化区域径流管理，构建水文良性微循环，增强河湖系统的调蓄功能，提升区域引排能力。以水量充沛、生态完整的支流滋养活力充沛的干流；同时，以生态流量和生态系统完整性为指导，综合运用人工干预与自然恢复的方法，有效解决生态用水短缺和水生态失衡等关键问题，恢复河流湖泊等自然水体的原始纹理、生态健康。

　　二是水资源系统重构，拓展水资源承载能力。水务行业应立足全球最大规模的水工业和基础设施，应用新理念和新技术，大幅提升水资源供应能力，激发社会发展活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构建国家水网，更大范围、更有效率地实现水资源的空间均衡；采用“近岸短流程海水淡化”等技术，规模化解决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水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推进区域再生水循环，补充河流生态基流，缓解各部门之间“争抢”地表水、“挤占”生态水的困局，改善北方地区缺水和季节性河流缺水等状况。

　　三是重塑水资源分配格局，实现均衡发展。构建以再生水和海水淡化为主体的工业用水体系，以优质天然水源为支撑的居民生活用水体系，以及以地表水和再生水高效利用为主要水源的农业用水体系，开创“用水新格局”。优化国家水网结构，改善区域水资源配置，有效缓解北方城市水资源短缺、水环境达标压力大和地下水位下降等问题；建立以海水淡化为核心的沿海短程水循环系统，与现有大规模水资源调配模式相配合，为上游地区“降压减负”；推进都市农业革命，大幅降低传统农业灌溉用水需求，改变农业用水占比过高的格局，释放更多高质量水源，支撑城市更新和产业创新。

　　一是领导构建行业整体“双碳”目标及实施路线图。目前，我国城镇污水处理系统碳排放呈现出部门集中、能源替代碳减排潜力巨大的特点。未来新水务专家委员会已经明确提出“2040碳中和”的行业目标和具体的实施路线图，涵盖化粪池改造、管网水力优化、污水处理厂工艺过程优化、节能降耗、排外水处理、污泥厌氧消化等九大技术路线；同时，从企业层面和政策层面提出了八大行动建议，形成了可操作、可实施的行动方案。“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行业共识与集体行动的体现。”水务行业应展现出更大的格局和担当，引领低碳转型，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更大力量。

　　二是推动建立韧性安全水系统。在城市规划与设计过程中，积极融入水敏感性城市设计（WSUD）理念，全面考量水文环境、现有基础设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市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减小对自然水循环的负面影响。推广绿色屋顶，实现其蓄水功能，调节城市微气候，缓解热岛效应，减少碳排放；建设雨水公园，利用公园绿地吸收和滞留雨水，降低径流速度，为市民提供休闲空间；从整体水循环的角度出发，为水基础设施构建韧性框架，对供水、排水、防洪、排涝等系统进行韧性评估，提升水基础设施抗风险能力，增强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

　　三是通过技术探索，拓展行业增长空间。未来新水务专家委员会积极开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研究。推进地下式污水处理系统中各种低碳高效技术的应用研究，将污水处理与生态景观、休闲娱乐、科普教育、科技研发、湿地绿化等公共服务有机融合，探索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及价值提升新模式；开展“云-链-端”系统构建和运行模式研究，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水务行业的技术变革和集成创新，打破传统运营范式；开展基于膜分离的城市污水碳源预浓缩（MPC）技术研究，解决污水处理高能耗、低资源回收问题，为有机物回收和污水处理厂的能量自给创造新的可能；探索更有效的污泥原位减量及资源化路径，在源头除砂、过程减量、末端减容等各个环节取得突破，为行业降低碳减排、推动资源化利用提供有力支持。基于气候变化的技术探索，既是应对挑战的必然要求，也是拓展行业增长空间的核心动力。

　　二是保障“柔性用水增量”。过去二十年，我国在经济实现飞跃式发展，GDP增长十余倍的同时，保持了用水总量的稳定，其背后是社会整体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包括美丽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下，我国对于水资源的使用需求尚停留在“保障基本生活与生产的水”上。但我们极度缺少“生态水”“幸福水”“发展水”。展望未来，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更加注重满足人民丰富多样的用水需求。

　　三是保障“想象力”与“新场景”。水资源短缺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对未来的“想象力”。而在全球范围内，水资源利用格局的深刻变化，正对国家发展规划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一些国家通过实施海水淡化战略，成功实现了发展与先天水资源禀赋的“脱钩”，极大地释放了发展动能。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时期，现代化工、绿氢制造、算力升级等领域均需要大量高品质用水。在这一背景下，迫切需要解除各种要素限制及思维束缚，通过水的“解放”，进一步释放发展动能。

　　在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美丽中国、美好生活的伟大征程中，工业发展、生态优化、基础设施升级等对水资源的质与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水务行业的职责不再局限于解决水的净化、输配以及污染控制，确保水的充足供应将变得更加关键。行业应深入挖掘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中的多样用水场景，充分发挥想象力，将水的处理、使用、运输等不同阶段与之充分结合，以水产业支撑产业，以水经济发展经济，以水繁荣促进社会繁荣，以未来水务的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向上的推动力。

　　技术创新的科技变革与社会管理的理念变革（认知变革）是驱动水务未来发展的一体两面，共同推动行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两者之间的循环和动态平衡发展是实现水务行业效率、效益提升以及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传统观念认为，“水资源禀赋决定地区发展上限”，但随着膜技术、新能源等新兴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应用，呈现新的表达与阐述。例如，新加坡，沙特等国家通过海水淡化和再生水循环利用，成功突破了近海区域的水资源束缚。以再生水、海水淡化为主的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将逐渐成为解决水资源总量问题的有效手段，拓展水资源、延展“海绵国土”、应对气候冲击、摘掉贫水国的帽子。

　　随着“双碳”目标推进，“新场景、新业态、新需求”将不断涌现，对水资源“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水务行业应积极推动与其他领域的深度整合，在构建服务发展新场景的过程中释放更大的潜能。以水的充足供给为动力，推动能源、芯片等高耗水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确保各地区生态用水，拓展都市农业、都市森林等新领域，为绿色发展注入新活力，助力经济社会实现均衡、可持续、跨越式的发展。这既是中国水务行业的新使命与新任务，也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以此实现对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的强有力支撑。